加強和創新市域社會治理，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是我們黨立足新時代、新發展階段實際，著眼于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既是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戰略抓手，又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市域治理做得怎樣，事關人民能否安居樂業、社會能否安定有序、國家能否長治久安。

    構筑重要屏障

    市域作為連通國家與社會的治理中間層，對上承接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之職，對下肩負組織領導基層一線工作之責。它既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中軸、樞紐，也是撬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戰略支點。

    市域并非傳統政府治理層級的簡單對應，而是根據治理事務和需求進行相應設置的彈性層級。面對新發展要求，要實事求是地構建、完善市域社會治理的框架、規模與理念、模式。

    市域社會治理在國家治理全局中具有穩固底盤的基礎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結構的一個顯著變化，就是從“農村中國”走向“城市中國”，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9年的60.6%�？梢哉f，城市已成為國家治理的一個“基本盤”“主陣地”。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市域社會治理工作，先后召開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等一系列重要會議，將城市工作和城市治理置于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引領市域治理的前進方向。

    現代城市社會具有跨界、流動、快速、傳導等顯著特征，這對以行政區劃為治理邊界、以層級政府為治理主體、以職能部門為治理抓手、以居住地管理為治理核心的傳統城市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戰和難題。以市域社會治理為抓手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彰顯了大格局、寬視野、廣領域。

    市域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維度，具有承上啟下的樞紐功能�，F代民族國家普遍具有較大的規模，層級結構是一個關鍵構架。作為地理和人口上的雙重“超大規模國家”，中國建構了中央—�。ㄖ陛犑�、自治區）—市—縣（區）—鄉鎮—村居的“五級政府、六級治理”的層級結構。但實踐中也存在“兩頭強、中間弱”的特征，即頂層設計和基層治理能力強大，統籌協調、貫徹執行的中間層級能量不夠。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實際上是做強國家治理體系的“中間層”，可以起到“一子落而滿盤活”的效果。

    市域社會治理是平安中國建設的關鍵所在，在風險處置過程中具有聯動整合、快速響應的特殊優勢。城市社會具有高密集度、高風險性、強技術性等顯著特征，城市風險體征和治理需求較以往發生巨大變化。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實踐表明，分割式、被動式、運動式傳統治理模式在應對社會風險時力不從心；具備強大跨界整合、快速反應、精準施治能力的市域社會治理新模式可以大顯身手。

    與基層相比，市域社會治理范圍更廣泛、治理問題更復雜，但治理資源更豐富、治理體系更完備。市域有政策制定的自主空間，有聯動整合的特殊優勢，有解決問題的資源基礎。同省域相比，能更快速感知基層一線和社會治理中的具體問題，具備快速識別、快速反應、快速處置的能力。

    豐富實踐要素

    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過程是現代社會治理要素不斷系統集成的過程。要堅持系統思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

    一是踐行現代治理理念。

    治理現代化首要的是治理理念現代化。傳統管理思維基于權力本位，形成以部門為中心的科層邏輯；現代治理理念突出責任本位，強調以問題為導向的系統思維。

    問題導向的治理理念，要求各層級、各部門、各治理要素超越科層邏輯，形成系統整合、多元協同的治理格局，致力于高效解決治理問題。

    市域社會治理具有開放、包容、多元的特點，強調以系統思維整合治理要素。針對市域社會治理事務的跨界性、關聯性、復雜性特點，應推動政府“有形之手”、市場“無形之手”和群眾“勤勞之手”同向發力，增強治理效能；針對市域社會治理結構多樣性、利益訴求差異性、社會關系復雜性的特征，應樹立包容協商理念，凝聚社會治理的最大共識。

    二是完善現代治理格局。

    傳統治理體系的運轉主要依靠分層負責、部門主抓來推動；市域社會治理則從統籌、整合、協同角度，突破傳統治理的科層限制，構筑跨層級、跨部門治理的新型結構。

    市域的“市”并非指地級市、縣級市這樣的行政區劃概念，而是指一定范圍的城市塊面，即只要涉及一定規模的跨區域城市治理塊面，就可以構建市域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并形成新的治理構架。

    縱向上，通過進一步明確層級政府之間的權責關系，架設市級主導統籌協調、縣級負責組織實施、鄉鎮（街道）主抓一線落實的市域社會治理鏈條，增強市域社會治理統籌力。

    橫向上，通過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體制，把分散的資源聚起來，增強市域社會治理聚合力。

    治理方式上，要充分發揮政治引領、基礎自治、法治保障、德治先導、科技支撐的作用，增強市域社會治理驅動力。

    三是提升現代治理能力。

    在現實治理結構中，不同治理層級和治理主體所關聯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資源是有差別的，市域恰恰是治理體系較為完備、各類治理要素和治理資源較為豐富的治理層級，具有較為強大的整合、協調、動員能力。要通過充分發揮各級黨委的領導核心作用，打造市域范圍有效整合各方資源、動員各方力量的治理格局。

    市域具備一定的法律和政策制定能力，可以針對特定治理議題，布局和構建適應性強、科學規范的制度規則體系，進而降低行動協調的博弈成本。

    市域還擁有較好的城市基礎設施、大數據資源、專業化人才隊伍等抓手，具備智能化、精細化治理的基礎。要通過推進智慧城市、“城市大腦”和大數據中心建設，將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現代技術融入治理全過程、全領域，形成集約高效、精細精準的現代治理能力。

    破解治理難題

    下一步，要推進市域社會治理創新，構建有力指揮協調系統、高效快速響應系統、便捷公共服務系統、強大基礎支撐系統，不斷提升市域社會治理效能，為奪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勝利筑牢根基。

    第一，健全糾紛解決方式，實現矛盾不外溢，打造現代城市版“楓橋經驗”。

    針對社會矛盾生成、演變特點，發揮體制優勢，推動關口前移、重心下移，努力使市域成為社會矛盾的“終點站”。

    要健全多渠道、寬平臺的訴求表達機制，讓群眾情緒、社會呼聲和矛盾訴求得到有序表達；完善排查化解機制，充分發揮社區干部、網格員等人緣地緣優勢，早發現、早介入、早解決，努力把問題化解在萌芽階段。

    要健全糾紛解決機制，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三調”聯動體系，發揮仲裁、行政復議、訴訟等多元糾紛化解機制的功能；提升基層職能部門和領導干部破解糾紛的能力，嚴格落實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制度，堅持領導干部主動下基層，最大限度將矛盾進行本地溶解；提升依法行政水平，有效構建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環境。

    第二，增強風險防范能力，堅持安全不含糊，織密筑牢經濟社會發展平安網絡。

    安全是發展的前提。有序社會、平安中國是百姓的基本訴求和重要福祉。市域社會治理創新的重要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應對治安問題復雜多變這一最現實挑戰，提升公共安全風險防范化解水平。

    針對人民群眾最盼、最急、最憂的突出問題，健全經常性專項打擊整治；增強區域協同，搭建跨區域合成聯動平臺。同時，加強智慧城市和數字安全網建設，提高動態化、信息化條件下的安全感知和風險處置能力，增強社會治安防控整體性、協同性、精準性，織密筑牢安全網絡。

    要加強對新技術、新業態的跟蹤研究，提高對新型風險的識別、預警、防控能力；針對環境污染、網絡詐騙、新型金融犯罪等城市社會易發、高發、頻發且極易引發群體性、規模性事件的風險隱患，建立動態監測機制，提高風險評估、源頭治理、系統治理、綜合治理能力。

    第三，提升公共服務水平，確保服務不缺位，補齊優質公共服務供給短板。

    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公共服務的高質量、均等化、可及性、精準性等方面的需求日益突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和政府積極回應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動公共服務水平再上新臺階。

    特別是，各地政府改革基層治理體制，形成“資源下沉、重心下移”新格局，不斷增強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能力；通過政務服務App、市民服務熱線、微信公眾號等方式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公共服務的可及性、針對性有效改善；精準把脈服務難點、辦事堵點，做實做細公共管理服務，大力推進“放管服”改革，誕生了諸如“一網通辦”“一網統管”“一窗受理”“一門服務”“最多跑一次”“不見面審批”“街鄉吹哨、部門報到”等制度和實踐。

    對上海來說，下一步要繼續應百姓之需、行簡政之道、開便利之門，推動政府流程和治理模式系統性重塑，生動呈現治理改革推動效能提升、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中國樣本。

    （作者為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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